某日，我去郵局拿東西，路上恰巧碰到領導外出采風回來。
在經過一處烤箱時我們同時表現出對烤紅薯的好感。我想揩點兒油，說了一些諸如「英明」之類的恭維話，然後以理性和情感並重的訴求方式，堅定了領導去買烤紅薯的動機。
然而，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：領導拍拍口袋，作出無奈表情，出來匆忙，把孔方兄落在了現在不該在的地方。
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借口，因為我也經常會有這些事發生。既然領導這樣了，我也不便再說什麼，沒想到領導卻把攤子推給我。我們經常開這種鬥志鬥勇的玩笑，其實誰都不會真正為了幾個烤紅薯較真，要的只是斗的樂趣。
我的腦子突然閃過一個念頭，就是如何可以不花錢而吃上烤紅薯。問領導是否有高招賜教，在領導假裝皺眉要看我怎樣解決他推來的問題時，我對領導說：我需要您的合作。於是我低聲告訴領導如此如此。
我和領導來到一個賣烤紅薯的大媽面前，我先亮明身份：我們是《XXX晨報》的記者，在采寫一篇關於學校周邊環境對學生影響的新聞，想要採訪您幾個問題。並向大媽保證不是揭露性報道。估計大媽還沒上過幾次報紙，所以說話有些緊張，而與人溝通是領導的強項，領導以談話的形式問了一些問題並作了記錄，而我則在一旁用領導隨身帶的劣質數碼拍了幾張照片，並不時補充一些細節問題。
當我認為領導和大媽溝通地差不多時，便催領導速速回去寫稿，因為交稿時間快到。正如我所料，大媽迅速拿個袋子裝了幾隻紅薯遞給領導，此時領導表情鎮定，說萬萬不能要！我也說我們不能這麼做，這樣就失去了原則。大媽說，這是我送你們的，這又不值幾個錢，我也沒別的啥，看你倆孩子人挺好，就送你們嘗嘗。領導說既然這樣如果我們再推辭就顯得不對大娘的不敬了。我還是「執意」要上去付錢，被大媽罵了一頓：你這孩子咋這樣呢，再這樣我就急了。
我和領導謝過大媽後，以要寫稿為由迅速消失。
我和領導邊品嚐著香噴噴的烤紅薯邊討論著它的烤法，一致認為要直接用明火烤的香。回憶小時候去田間放牛到地裡挖紅薯生火烤著吃，那是怎樣的一種樂趣跟享受！並感慨時光荏苒歲月不再，說著說著，竟不禁傷感起來。
領導把我們聊天的中心思想記錄下來，著手寫稿。而我，依舊投入到我未完成的生活中，我們都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回憶和感悟，感傷只是短暫的，真正的生活會讓人無暇去顧及那些無關痛癢的瑣屑，只是在觸及到心裡某處柔軟時會讓人想起。
晚上，我對領導說，明天您去把烤紅薯的錢給了吧，我們不能這樣。領導同意。
翌日，領導帶著錢和一張刊登了此事的《XXX晨報》去找大媽，並說了一些感謝的話，具體情況我沒有問清楚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領導拎了更多的烤紅薯回來。
領導說，他不知道收下那些紅薯到底對不對，因為從職業的角度說，這肯定是不可以的，是悖於職業道德的。可是，如果他不收，不知道大媽會是什麼想法，或許收下，大媽的心會踏實一點吧。
以前，我總是在追求某種話語權，以便可以更好地表達出意見。現在，我對這種話語權則存在著某種擔憂，真正掌握話語權的人，如果沒有良好的職業操守和負責任的態度，那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.在我眼裡平日總是斤斤計較的小商販，在遇到擁有話語權的記者時，心裡肯定會有某種顧忌，她怕如果不討好記者，她的形象會被歪曲地反映在公共媒體上，這對誰都不是件好事。而對於那些有實力的大公司而言，他們是不會怕記者的，他們有足夠的影響力去影響整個媒介的報道，通過控制媒介整體來控制記者的行為。所以，記者在某種程度上幹的事欺軟怕硬的活。 |
